由于合规不起诉制度在我国尚处于探索阶段，且正在快速发展，因此，各地检察机关出台的探索方案存在诸多差异，导致对制度的实施缺乏统一标准。最高人民检察院作为探索合规不起诉制度的主管部门，应当陆续发布相应的司法解释或规范性文件，系统总结试点地区的实践经验，对尚需明确的问题进行统一回应。同时，最高人民检察院还应当以发布指导性案例的形式，规范检察机关的自由裁量权行使。

颁布有效合规的标准

有效合规的标准是指，检察机关在作出不起诉决定时，对涉罪企业的合规管理体系能否发挥防范、监控和应对违规行为的作用进行评估的标准。我们也可以将有效合规的标准称为评估涉罪企业是否 “(恢复)健康”的唯一标准。

企业若在案发前便存在有效的合规管理体系，则可将员工的责任与单位的责任进行有效切割。并且，合规管理体系还可以作为检察机关作出不起诉决定的依据，或者作为企业进行无罪辩护的依据。在案发后，检察机关可以要求涉罪企业在考察期内进行合规整改，考察期满后，检察机关对合规整改进行验收，再决定是否对涉罪企业提起公诉。

企业需要对已经发生的违法犯罪行为，进行有针对性的制度纠错与制度修复。经合规整改后，涉罪企业若达到有效合规的标准，并通过验收，则涉罪企业便可以不被检察机关提起公诉。然而，何为有效合规的标准? 这是各地检察机关在实践探索中面临的主要问题之一。我国合规不起诉制度兴起的原因有: 一是为了满足保护民营企业的需要，二是为了在常态化疫情防控期间，发挥检察职能的服务功能，保障落实 “六稳”“六保”政策。也就是说，主动挽救民营企业，给予符合特定条件的涉罪企业一次 “改过自新”的机会，是探索企业合规整改的重要目的。随着由省级检察院统一部署的第二轮企业合规探索的推进，对重大的单位犯罪案件的处理将逐步进入改革范围，对合规整改的验收工作势必更加复杂、专业。

由于合规整改在本质上是一项成本高昂的企业管理活动，因此，在确定有效合规的标准时，检察机关应当考虑我国合规考察制度的适用对象的多元性。针对不同类型和不同规模的企业，有效合规的标准应当体现出有序的差异性。

2018年，国务院国资委印发了 《中央企业合规管理指引(试行)》，对以下内容进行了规定: 第一，明确了董事会、监事会、经理层的合规管理职责，并要求企业组建专门的合规委员会，建立完善的合规体系。第二，对合核、强化合规信息管理、建设专业合规队伍、重视合规培训、培育企业合规文化、建立合规报告制度等方面，保障合规体系的良好运行。该内容与美国司法部刑事司颁布的《企业合规计划评估》中的 “设计良好、认真执行、运行良好”的要求相对应。对于国有企业和大型民营企业而言，国资委提出的合规管理要求具有可行性。然而，对于其他企业而言，执行国资委所提出的合规管理要求则比较困难。目前，我国绝大多数的民营企业还是以小成本或小规模的方式运营。

以2015年的统计数据为例，在新登记设立的民营企业中，从业人员在20人以下的企业数量占比达到 88.26%，其中，有69.64%的民营企业的员工不足 10 人。

因此，其一，对于大部分中小微型民营企业而言，实在难以构建成本高昂且耗时长的合规体系。对 此，检察机关应当根据实际情况确立有差别的有效合规的标准。首先，在机构设计上，中小微型企业可以适当简化合规体系的架构，由企业负责人直接负责合规体系的构建。企业负责人可以通过日常巡视办公场所、与员工交流沟通、开放员工投诉渠道等方式，对企业的合规经营活动进行监督。其次，在合规整改被验收之后，企业还应当通过强化员工培训、建立合规报告制度、加强合规考核、塑造合规企业文化等方式，构建一个既守法又合规的企业经营环境。最后，各地检察机关还可以参考岱山县人民检察院的做法，在企业涉案前，通过调查和走访的方式排查企业可能存在的刑事风险，以检察建议的方式发放《刑事合规警告书》，督促企业提前进行整改。

其二，不同业务类型的企业应当制定不同类别的合规计划。合规计划可包括，针对企业业务而制定的有关食品药品、数据保护、环境保护、反垄断、反商业贿赂等领域的专项合规计划。对于其行为可能涉嫌环境污染罪、逃税罪、金融诈骗罪等不同罪名的企业而言，它们应当针对具体的犯罪行为制定不同类别的合规计划。

因此，针对不同规模或不同类型的企业，有效合规的标准必须体现出差异性。最高人民检察院应当及时会同各行政主管部门、各行业协会组织等机构，根据 《指导意见》的规定，制定既有系统性又有针对性的合规验收标准。

摘自：唐彬彬 《检察机关合规不起诉裁量权限制的三种模式》