中国公民在中国领域外绑架中国公民作为人质，勒索巨额财物，构成绑架罪的，依照刑法规定，中国具有刑事司法管辖权，可依法追究涉案行为人的刑事责任；案件可由被告人入境地或者离境前居住地的人民法院管辖，或由被害人离境前居住地的人民法院管辖.

   2010年至2011年间，被告人黄某兴、徐某、杨某辉、陈某平、林某科、夏某等人在通过劳务、商务、因私等方式签证，出国至安哥拉共和国滞留务工期间，相互结伙或伙同陈某兵（在逃）、余某刚（另案处理）等人，为勒索财物，采取持枪，强行抓、绑等暴力、胁迫手段，先后绑架肖某旺、田某、丁某民，李某兵、林某芬等人，并向被害人亲友、员工勒索巨额赎金。共作案8起，涉案总价值117万美元，折合人民币7683426元。

 　被告人黄某兴、徐某、杨某辉、陈某平、林某科、夏某等人相互结伙或伙同他人在安哥拉以勒索财物为目的，绑架在安哥拉经商、务工的中国公民，索取巨额赎金，其行为均已构成绑架罪。且系共同犯罪。所实施绑架犯罪索取的赎金数额巨大，严重损害了中国公民在安哥拉的国际形象，社会影响恶劣，依法应处10年以上有期徒刑或者无期徒刑，并处罚金或者没收财产。因此，中国对本案绑架犯罪具有刑事司法管辖权。依照最高人民法院《关于适用刑事诉讼法的解释》第8条规定：“中国公民在中华人民共和国领域外的犯罪，由其入境地或者离境前居住地的人民法院管辖；被害人是中国公民的，也可由被害人离境前居住地的人民法院管辖。”本案中，黄某兴、陈某平、曹某三人离境前及入境后被抓获地均在江苏省南通市，因系共同犯罪，故本院对全案具有管辖权。

　　江苏省南通市中级人民法院经审理，以绑架罪对黄某兴等13名被告人分别判处15年至5年有期徒刑，并处剥夺政治权利或罚金。

    本案在审理中，因案发地点、通信联系、报案材料、作案工具汽车、枪支、刀、胶带等与案件有关的证据材料均在安哥拉境内，如何确定案件管辖、审查判断证据、准确定罪量刑存在一定的难度，而且审理好本案对类似案件的处理具有极强的示范作用。

　一、领域外犯罪刑事追究权及管辖的审查与确定

    刑事司法追究权及管辖权是一个国家主权的象征。我国刑法第六条至第九条确立了四类管辖原则，即属地管辖原则、属人管辖原则、保护管辖原则、普遍管辖原则。由于本案绑架犯罪系发生于安哥拉境内，各被告人及被害人均系中国公民，对照上述四类管辖原则，因犯罪行为地、结果地不在中国领域内，且不是外国人对中国公民或国家实施犯罪，同时又不是中国缔结或者参加的国际条约所规定的罪行，故最相符合的是属人管辖原则，中国享有刑事司法追究权。

　关于罪质的限定，刑法第七条第一款但书规定：“但是按本法规定的最高刑为3年以下有期徒刑的，可以不予追究。”因此，我们必须判断所涉被告人被指控的犯罪，依刑法规定的最高刑是否在3年以上。我国绑架罪法定刑的最高刑为死刑，最低刑为5年，高于3年有期徒刑。

    关于谦抑性的限定，即对发生于中国领域外的犯罪，依照中国刑法规定对被告人具体是否追究刑事责任，需要视情而定：若是已经外国审判、且已受过刑事处罚的，审判时可以免除或减轻处罚；若未经外国审判，或虽经审判但未受过刑事处罚，中国可以依照刑法或在所承担条约义务的范围内行使刑事管辖权，包括刑事侦查、审查起诉、审判。

　二、已受外国法院审判羁押的认定与处理

   本案在审理中遇到第三个法律适用方面的问题是，被告人已因同一犯罪事实在国外被羁押侦审过一段期间，但未有判决的，该期间如何处理？是作为酌定量刑情节考虑，还是参照我国刑法关于“羁押一日折抵一日”的规定进行折抵，抑或是类推我国刑法第十条规定“可以免除或减轻处罚”？　　

     对于该问题，我国刑法未有明确规定。刑法第十条规定：“凡在中华人民共和国领域外犯罪，依照本法应当负刑事责任的，虽然经过外国审判，仍然可以依照本法追究，但是在外国已经受过刑罚处罚的，可以免除或者减轻处罚。”对照该法条规定，顾昌峰、夏凯二人在安哥拉虽接受法院审理，但未有判决及受过刑罚处罚，因此不可以适用该条规定免除或减轻处罚。刑法第四十七条规定：“有期徒刑的刑期，从判决确定之日起计算；判决执行以前先行羁押的，羁押一日折抵刑期一日。”然而本案中两被告人的羁押是发生于安哥拉，而不是中国。由于各个国家、地区法律制度的不同，体现在刑事司法制度、强制措施、刑罚等方面也存在差异，不可以等一视之。

　 最终，法院从实是求事角度出发，考虑到两被告人已确因同一犯罪事实被羁押过一段时间，虽未有判决结果，但为此其人身自由确实受到限制，根据有利于被告人原则，参照刑法第十条的规定精神，作为一个酌情从轻处罚的量刑情节在量刑时予以体现。该处理方式一方面保证了不与制定法相冲突，另一方面也体现法律在遇有法律漏洞时，法官可以行使自由裁量权予以解决，以保护当事人的合法权益，体现了我国司法的自信、大度与人性化。