根据刑法三百五十八条规定，组织卖淫罪的基本法定刑是5~10年，加重法定刑（即认定为“情节严重”）是10年以上或者无期徒刑。
而是否达到“情节严重”，实践中以组织卖淫人数进行认定的案件最多。根据最高法、最高检《关于办理组织、强迫、引诱、容留、介绍卖淫刑事案件适用法律若干问题的解释》（以下简称《解释》）第一条、第二条规定，认定组织卖淫罪要求卖淫人员在三人以上的。如果卖淫人员累计达十人以上，或者卖淫人员中未成年人、孕妇、智障人员、患有严重性病的人累计达五人以上的，应当认定为组织卖淫情节严重。
因为《解释》第二条对符合列举情形认定“情节严重”用语为“应当”，所以实践中，司法机关对于组织十人以上一般人员或者五人以上特殊人员卖淫的，经常不加区别地一概认定情节严重，对犯罪嫌疑人、被告人处以极重刑罚。对于这种情形，刑辩君有几点看法：
一、对于没有被现场抓获的人员，能不能仅凭个人陈述，认定其卖淫，并计入组织卖淫人数？
刑辩君认为，对于没有被现场查实的卖淫活动，认定卖淫人数应当更加慎重，必须坚持主客观相一致原则，只有当涉案卖淫人员本人陈述，与其他涉案人员言词证据以及书证、电子证据等相互印证的，才能将其计入组织卖淫罪中的人员数量。具体而言：
1.认定涉案人员卖淫的依据只有个人陈述和微信交易记录时，还达不到组织卖淫罪的卖淫人员认定标准。
事实上，因为涉卖淫犯罪本身的隐秘性质，侦查机关想要大批抓住现行，难度很大。实践中，侦查机关往往以个别、少数被抓现行的卖淫人员为切入口，逐一询问相关工作人员的过往经历，甚至可能采用疲劳审讯、威吓、诱供等非法方法取证，以求扩大“战果”。然而，通过这种查过往、要口供方式认定卖淫，往往是涉案人员“自证其罪”，根本难以取得对应嫖娼人员证言或者营业表、提成表、微信聊天记录等予以印证。
2.在许多行政执法在前、刑事立案在后的涉卖淫案件中，行政执法中收集的卖淫证词，只有经过侦查机关依法重新取证的才具有刑事证据资格。
虽然我国现行法律及司法解释，对于行政机关在行政执法和查办案件过程中收集言词证据，能否直接作为刑事诉讼证据使用没有明确规定，但理论界一般持否定态度。而且，《刑事审判参考》第972号，王志余、秦群英容留卖淫案的裁判观点明确提出：行政执法中收集的言词证据，只有经过侦查机关依法重新取证的才具有刑事证据资格。并且，重新收集的言词证据，不能依照治安处罚法的规定程序提取，且需经庭审质证、查证属实方可作为刑事定案证据使用。
二、只要组织卖淫人数达到一般人员十人以上的，或者特殊人员五人以上的，就一律认定情节严重是否妥当？
刑辩君认为，如果不考虑组织卖淫的手段行为、危害后果等，仅仅以人数达标认定组织卖淫罪情节严重，难以做到罪责刑相适应，可能导致不同情节、影响的案件，判决同样重的结果。具体而言：
1.对于组织一般人员卖淫，司法解释规定“十人”标准太低，实践中认定达标太过容易，特别是部分认定卖淫人员的证据存疑时，往往导致刑法打击过重。
《刑事审判参考》第1054号，张桂方、冯晓明组织卖淫案裁判观点也认为：从组织卖淫的人数看，组织卖淫罪入罪标准为3人，“情节严重”以基本犯起点人数的5倍即15人作为最低限度较为适宜。
2.组织卖淫包含招募、雇佣、引诱、容留等多种手段行为，行为人采取不同的行为方式，对卖淫人员的管理、控制程度不一样，产生的危害结果也就不一样，这方面因素应当与卖淫人数一体考虑，不宜割裂进行单一判断。
《刑事审判参考》第722号，王剑平等组织卖淫、耿劲松等协助组织卖淫案裁判观点也认为：对于组织卖淫罪中“情节严重”和“情节特别严重”的认定，既要看到组织卖淫的次数人数对社会造成的危害，又不能将规模、人次作为量刑的唯一标准，而应综合考虑各种因素，包括组织卖淫的手段、后果，行为人在共同犯罪中的地位、作用，有无组织未成年人尤其是未满十四周岁的未成年人卖淫，有无组织患有严重性病的卖淫者卖淫，有无强奸被组织的卖淫者，有无对被组织的卖淫者造成严重后果等，加以综合分析判断。
以上是刑辩君结合办案实践提出的几点看法，不妥之处，欢迎大家留言指正！
