合同诈骗罪在司法实践中频繁出现。我们可以根据合同诈骗罪的保护法益来确定“合同”的范围；通过分析“骗取财物”与“合同”的内在联系来明确合同诈骗罪的本质是“利用合同实施诈骗”；结合“利用合同实施诈骗”这一手段来限定合同诈骗的对象。对于解决骗取贷款、金融诈骗等犯罪的疑难问题具有指导意义：通过对诈骗犯罪中“欺骗行为”做实质判断，可以合理限定“欺骗行为”的范围；以履约能力和履约意愿为判断依据，可以使抽象的非法占有目的的判断具象化。
通说认为，合同诈骗罪与诈骗罪是特别法条与一般法条的关系。根据法的特别条款优于一般条款的原则，当某一行为符合合同诈骗罪时，不再以诈骗罪进行评价。而合同诈骗罪与诈骗罪区别的关键在于，诈骗手段是否利用了合同；侵犯的法益除了对方当事人的财产，是否还有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秩序。因此，结合合同诈骗罪保护的法益分析，本罪中的合同多发生于经济合同，即“合同的文字内容是通过市场行为获取利润”， 对方当事人也应是从事经济活动的市场主体。
在［刑事审判参考第308号］（以下简称［第308号］）“宋某合同诈骗案”中，裁判理由采纳了这种观点。裁判依据：可以体现一定的市场秩序的合同，才能被认定为“合同诈骗罪中的‘合同’。现行合同法以维护正常市场秩序为宗旨，其基本涵盖了绝大部分民商事合同，合同法不仅对各种民商事合同行为进行了规范和调整，调整后的规定也应作为刑事法中认定合同成立、生效履行等相关概念的参考，对于合同诈骗罪中的‘合同’也不应再以典型的‘经济合同’为限。同时，也不能一概而论，将凡是行为人利用了合同法所规定的合同进行诈骗的，均构成合同诈骗罪，这未免有失偏颇。
主要不受市场调整的各种‘合同’、‘协议’以及与市场秩序无关的合同，如不具有交易性质的赠与合同、主要受劳动法、行政法调整的劳务合同、行政合同，与婚姻、收养、扶养等有关身份关系的协议等，通常情况下不应视为合同诈骗罪 中的‘合同’。关于合同形式，与原经济合同法、涉外经济合同法的严格限定不同，在合同法中，除法律、法规有明确规定之外，合同的订立既可以采用书面形式，也可以采用口头形式或者其他形式。”
但是，需要注意：经济合同有狭义与广义之分。广义层面的经济合同，是指通过市场行为获取利润的一切民事商事合同，是所谓的经济合同。狭义的经济合同是原经济合同法中的“合同”，随着经济合同法的废止，现已几乎不在这个层面使用“经济合同”一词。从［第３０８号］“宋德明合同诈骗案”裁判理由的行文逻辑看，其系在狭义层面使用“经济合同”一词；从裁判理由对合同诈骗中的“合同”的阐释来看，与广义上的经济合同无区别。
通说认为，合同诈骗罪与诈骗罪是特别法条与一般法条的关系。根据法的特别条款优于一般条款的原则，当某一行为符合合同诈骗罪时，不再以诈骗罪进行评价。而合同诈骗罪与诈骗罪区别的关键在于，诈骗手段是否利用了合同；侵犯的法益除了对方当事人的财产，是否还有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秩序。因此，结合合同诈骗罪保护的法益分析，本罪中的合同多发生于经济合同，即“合同的文字内容是通过市场行为获取利润”， 对方当事人也应是从事经济活动的市场主体。
在［刑事审判参考第308号］（以下简称［第308号］）“宋某合同诈骗案”中，裁判理由采纳了这种观点。裁判依据：可以体现一定的市场秩序的合同，才能被认定为“合同诈骗罪中的‘合同’。现行合同法以维护正常市场秩序为宗旨，其基本涵盖了绝大部分民商事合同，合同法不仅对各种民商事合同行为进行了规范和调整，调整后的规定也应作为刑事法中认定合同成立、生效履行等相关概念的参考，对于合同诈骗罪中的‘合同’也不应再以典型的‘经济合同’为限。同时，也不能一概而论，将凡是行为人利用了合同法所规定的合同进行诈骗的，均构成合同诈骗罪，这未免有失偏颇。
主要不受市场调整的各种‘合同’、‘协议’以及与市场秩序无关的合同，如不具有交易性质的赠与合同、主要受劳动法、行政法调整的劳务合同、行政合同，与婚姻、收养、扶养等有关身份关系的协议等，通常情况下不应视为合同诈骗罪 中的‘合同’。关于合同形式，与原经济合同法、涉外经济合同法的严格限定不同，在合同法中，除法律、法规有明确规定之外，合同的订立既可以采用书面形式，也可以采用口头形式或者其他形式。”
但是，需要注意：经济合同有狭义与广义之分。广义层面的经济合同，是指通过市场行为获取利润的一切民事商事合同，是所谓的经济合同。狭义的经济合同是原经济合同法中的“合同”，随着经济合同法的废止，现已几乎不在这个层面使用“经济合同”一词。从［第３０８号］“宋德明合同诈骗案”裁判理由的行文逻辑看，其系在狭义层面使用“经济合同”一词；从裁判理由对合同诈骗中的“合同”的阐释来看，与广义上的经济合同无区别。
